改革开放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包括中国音乐界。年，中央音乐学院恢复招生，迎来一批作曲新星，叶小纲、谭盾、郭文景、瞿小松、刘索拉、周龙、陈怡、陈其钢、苏聪……很多人没想到，这一批年轻人会成为华人作曲界的中流砥柱，不管是对中国还是世界音乐界，都产生巨大影响。

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级合影（注：非届）。

叶小纲（第三排右五）、谭盾（第二排右四）、郭文景（第二排右三）。

郭文景被誉为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四大才子”之一。在国人眼里，他是山城重庆走出来的“音乐狂人”，而在《纽约时报》眼里，他是“惟一未曾在海外长期居住而建立了国际声望的中国作曲家”。

“在央视推出春节晚会之前，中国人并不像现在这样讲究全国一起过节，各家各户想过就过，不想过就不过，发二两油、三两糖、五两包子。我当时印象最深的还是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报纸上面登着照片，大年初一炼钢工人，一群农民在田头拿着毛主席的书在读，一看就是摆拍，那时候是这样过春节的。”

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作曲家郭文景对年的春节没有很深的印象，却记得自己那一年很开心，因为他和妹妹同时考上了大学。

北京京郊鹫峰，郭文景、瞿小松、马建平

现年62岁的郭文景出生于重庆。年，12岁的他遭遇“文革”，非常偶然地撞上了小提琴。

“我那时候是个小男孩嘛，最喜欢到街上看人打枪打炮，家里就买了一把小提琴。我身边没有会西洋乐器的人，好些年都是自学，瞎拉，听见什么喜欢的歌就拉。”

年，中国开始普及革命样板戏，急需乐队演奏人才，而它所引发的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西洋乐器大普及，也是人们始料不及的——无论是大都市还是小县城，几乎一夜之间，中国大地响起了小提琴、大提琴、黑管、长笛的声音。

重庆市文化局从重庆市以及周边的工厂、农村招收了一批年轻人，组织样板戏学习班，作为革命后代，郭文景也被招了进去。半年后，他被分进重庆市歌舞剧团，开始演《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有了一把来自剧团的琴，第一次有了老师。

那时，年轻人都被下放到农村边疆插队，生活艰辛，然而因为演样板戏，郭文景很受关照。

他记得自己每月有近二十块钱的工资，简直是巨款，演员们在剧团吃饭不要钱，每天还有肉吃，而重庆市民每月只有二三两肉。

“有工资、有肉吃、还可以拉琴，我感觉很幸福很快乐，练琴积极性特别高，进步特别快。”

郭文景当时完全安于这种幸福生活，梦想着做小提琴界的帕格尼尼，直到遇到歌舞团里的一位中提琴手。

这位中提琴手来自中央音乐学院，在北京上学时就买了一堆国外唱片。来到重庆后，郭文景发现他经常和朋友躲在屋里听唱片。在门缝里，郭文景第一次偷听到来自西方的古典音乐，鲍罗丁《中亚细亚草原》、柯萨科夫《天方夜谭》、肖斯塔科维奇《第十一交响曲》……这些音乐为他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你不能想象它们带给我的震撼。这些音乐比我听过的样板戏色彩更丰富，情感更饱满，音响效果也更多样。听完我就迷上了作曲，我不想当小提琴家了，我要当作曲家。”

小提琴乐谱在当时极为珍贵，为了学作曲，郭文景将团里发给他的琴谱以及自己辛辛苦苦一笔一划抄来的乐谱，都拿去跟人换，换来了《和声学教程》《配器法》，开始自学作曲。

那时的他也没觉得自学作曲有多难，“既然拉小提琴可以自学，为什么作曲不行？”他一面在乐队拉琴，一面为各种演出编写伴奏乐谱。简单的配器作业能及时得到乐队演奏，即便是现在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学生，也很难有这种“福分”。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年深秋。

这一年，中央音乐学院在《人民日报》刊登招生广告，面向全国招生，郭文景十分自信地去应考，却差点没考上。

郭文景回忆，中央音乐学院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设了四个考点，他吭哧吭哧坐了12个小时火车，一路从重庆奔到四川音乐学院，已经是报名最后一天了。

工作人员开口就问他要单位介绍信。他根本不知道出门办事还要开证明，也不可能跑回重庆。幸好，吴祖强（作曲家）是成都考区的主考官，人好，爱才，“文革”十年大学恢复招生，他觉得艺术的春天来了，就让郭文景报了名。

在几位贵人的帮助下，郭文景顺利拿到单位证明，顺利过了考试这一关。不过回想起来，他觉得自己能考进中央音乐学院，还要感谢邓小平特批的扩招。

中央音乐学院恢复招生，遇到了累积十年的人才井喷，有感于考生水平高、人才被拒太过可惜，李春光等六位中央音乐学院教师联手给邓小平写信，建议扩大招生。邓小平很快在信上作出批示，予以支持。

“本来作曲系要招十个，扩招到三十多个。我后来才知道，我们班后来赫赫有名的那些人，比如谭盾、我都没有考进前十名，如果不扩招，我们都考不进去。”

郭文景记得，中央音乐学院那年有一万九千多人报名，录取率5%，可以说是百里挑一了，“当时所有专业都扩招了，连吕思清（小提琴家）都被招进来了，他那年才八岁，后来被中央音乐学院附小破格录取。那个时候遇到人才一切都可以特殊化。”

毕业派对，马建平、瞿小松、郭文景、陈远林

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制五年，因为扩招得太厉害，学校的接待能力一时跟不上。

作曲系学生的入学工作直到年4月才结束，而7月就放暑假了，这个学期等于浪费掉了，“我们很多同学都在‘文革’中工作过，或者年龄比较大，所以特别懂得和校方谈判。后来，我们就改成年9月入学，本科等于念了5年半，11个学期。”

和自学作曲相比，郭文景感慨，中央音乐学院为他打开了通往梦想的康庄大道。这扇门打开得如此之大，直接通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是他小时候在重庆偷听唱片时绝对不敢奢望的。

“中央音乐学院从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只有苏联专家，中苏关系恶化后就没有对外交流。‘文革’结束了，源源不断有外国专家来我们学校讲学，学校大礼堂几乎汇集了全中国的音乐人，小泽征尔来了，全中国的指挥都来了；斯特恩、梅纽因来了，全中国学小提琴的都来了；傅聪来了，全中国弹钢琴的都来了……”

郭文景记得，年，作曲家吴祖强请剑桥大学教授亚历山大·格尔来中央音乐学院上了几星期的课，介绍西方现代派音乐，他听得如醉如痴，“当年还有一本《外国音乐参考资料》，做了一些对西方现代音乐的翻译介绍和引进工作。我们狂热地通过各种途径学习西方现代音乐，并把它们模仿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去。”

郭文景形容自己是书生模样、土匪性格，那时候的他像“疯子”一样狂热地学习和创作。外界开始将他和叶小纲、谭盾、瞿小松并列，并称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四大才子”。巧的是，四大才子刚好住同一间宿舍。

大二，广西韦拔群烈士墓，叶小纲、郭文景

“我们都在一起学习，谁也不藏着掖着，每一个人都牛气哄哄的，根本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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