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珂拿出了航拍机，这台机器跟随他的行李从上海嘉定到了青海，又一路上行，辗转抵达果洛自治州久治县，这里的平均海拔超过米。他小心摸索了一阵，听人说这类高科技产品在极端气候条件下容易一时失灵。他到此地一个多星期，已经连续体验过阴雨低温和紫外线直射下的酷热难耐。当地人告诉他，再过不到十天，久治就要迎来第一场降雪。

余珂带着他的航拍机站到了久治县民族中学的操场上，在这里，7年级学生正在进行军训。学校的硬件设施比他想象中优越，铺置崭新的绿色人工草坪的11人制足球场，和上海校园里随处可见的足球场毫无二致；此外，篮球场、乒乓球台等体育设施也一应俱全。出乎他意料的是，学校甚至还建有一个演播室，但终年派不上什么用场，绝大部分时间被闲置。环顾四周，余珂想起了赵老师对自己说的话，“这里真正缺的是优秀的师资力量，他们太需要可持续的教育资源了。”赵兴洲，来自上海嘉定区杨柳中学的生物老师，两年前自愿报名支教。他在民中担任音乐教师，直到今年6月退休。回上海前，赵老师最牵挂的是“这里的孩子不能没有音乐。”民中学生的音乐课没有中断。一个多星期前，有着14年音乐教育经验的嘉定青少年活动中心副主任余珂接替赵老师来到这里。“我要将赵老师的音乐理念和理想传承下去”，他说，“希望有一天音乐真的可以改变孩子们的命运。”

想当酒吧歌手的人决定去教音乐

余珂相信音乐可以改变人的命运，这首先是基于他的个人经历。

年，他出生在江西。父亲是医生，母亲经商，常去广东，每次给儿子带回几盒流行音乐卡带。经年累月堆积起无数卡带，也在他心中堆砌起一座音乐的神龛。“父亲一直希望我继承他的衣钵，将来从医。不管在哪个时代，这都是最保险的行当。但我太爱音乐了，所以我说，我将来要做歌手。”

作出这个决定是高二，“经过和父母的几次谈话后，他们终于答应让我考音乐学院。”随即便开始了声乐、钢琴、乐理等四门课程的同步系统性学习。对于那段时间的记忆，如今被浓缩定格在单一的场景里：冬天的琴房，光线灰白惨淡，他用冻得僵硬的双手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地弹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对于音乐天然的、原初的爱，被蒙上一层由现实枯燥训练而导致的意兴阑珊，以及对前程难卜的未来所形成的焦虑。

余珂的第一志愿是广州星海音乐学院，“广州是当时内地流行音乐最前沿的地方，而我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歌手。我想，哪怕出来以后不能和唱片公司签约，做个酒吧歌手、流浪歌手也是很浪漫的事。”他只身赴粤，在两个多月时间里密集学习声乐和曲式分析课程。那年的高考中，他最终被星海音乐学院作曲系专业、社会音乐系专业和江西师范大学音乐教育专业这三个专业录取。“星海音乐学院的社会音乐系是培养流行音乐歌手的，当自己真的被录取之后，我犹豫了。”

仿佛眼前突然一道闪电劈过，他看到了这个世界上比做酒吧歌手更浪漫的事，那就是教会更多孩子唱歌。余珂最终选择了音乐教育专业。

那是完全沉浸在音乐世界里不能自拔、不想自拔的四年。“大学在南昌，当地有个市场，可以买到便宜的打孔碟，但有时候10首里面只能听到3首。不过也是真的便宜啊，根据打孔位置3元到5元不等。”音乐的世界里不分阶层，在余珂看来，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当然伟大，但后街男孩和张学友并不因此而显低劣。等稍微有了一点经济能力后，他听说上海音乐学院附近有卖质量更好的碟片，于是和几个同学坐着夜火车赶来上海。淘了一堆碟，心满意足地在当天赶回学校。

听余珂讲述自己这一路的经历，会让人不自觉想起赵兴洲的经历，并将两者进行对比。赵老师一生的梦想是从事音乐和音乐教育，但他年轻时遇上特殊的时代背景，大半生被蹉跎了。直到退休前两年，他终于通过支教的方式实现了做一名音乐老师的梦想。而青年时代的余珂所处的是一个更开放的时代，个人因而被赋予了更多自由选择的权利。

60岁的赵兴洲在我们去年的采访中没有表达过类似以“音乐改变命运”的愿望，他极力促成的是让果洛的孩子们来看一眼上海，在上海的舞台上进行一场表演，这在他看来是更现实的。但对于更年轻的余珂来说，既然他曾经用音乐改变过自己的命运，他就有理由相信，音乐完全可以改变更多人的命运。

孩子们不能没有音乐

年，本科毕业的余珂收到上海嘉定苏民学校发出的邀请，他成为南翔镇从其他省市引进的第一名音乐教师。

他在这所学校呆了14年，除去担任音乐老师，同时负责学校的管乐团。年，苏民学校获得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先进单位称号。年，余珂来到嘉定青少年活动中心，负责中心的艺术教育之外，也协管整个嘉定的中小学艺术教育工作。和他成长起来的年月相比，如今不少家庭让小孩学习音乐的初衷已经变了些味道。在一个现实的时代里，音乐也成为一种现实的工具。

因此，当去年年底赵兴洲带着久治县民族中学的16名学生登上保利大剧院舞台献艺时，作为那场音乐会组织策划者之一的余珂身心受到了一种特殊的感召，那是来自浪漫时代的召唤，在那样的时代里，音乐之美只源于音乐本身。

“当时赵老师对我说，‘如果不是这次演出，这些孩子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出来了。’我当时听了，心里一阵感慨。”感慨和感动过后，以为这个中国版“放牛班的春天”的故事也将随着舞台落幕而终结。余珂没想到的是，自己如今要亲手为之写个续篇了。

今年6月份，赵老师退休。嘉定和久治县的帮扶项目虽然已经开展到第11年，但赵兴洲却是第一个支教的音乐老师，难道也将成为唯一一个？在保利大剧院演出时，果洛来的孩子们表达了共同的心愿，她们还想继续上音乐课。赵老师也说，“孩子们不能没有音乐。”

谁来接过接力棒？“区里第一个就想到了我，让我去接赵老师的班。老实讲，我当时心里是很矛盾的。”让余珂矛盾的无非是一些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的顾虑，一桩桩列出来难免显得琐碎，但所有的问题又都真真切切摆在眼面前。“最关键的一桩，我小孩8年级，马上要中考了，我不在身边能不能行？而且，父母年纪也都大了，需要照顾……”

很多时候，一个人即便明知自己即将要做的是一件正确的事，但他还是会需要一个类似榜样的人物。有人在前面开了路，自己去跟随就比较踏实。余珂想到了赵老师，如果赵老师可以在将近60岁的时候排除一切困难去支教，自己是没有理由回避的。

“我决定要去，作出决定的第二天，就去找了赵老师，了解这边的情况。”余珂说，“因为既然要做，就做到最好。”出发前，他已经通过前期调研拟了两份详尽计划，一份针对学生，另一份针对当地音乐教师的培训。

如果会唱，就要唱自己的歌

“如果一个人不会唱，那么全世界的歌对他毫无用处；如果他会唱，那他一定要唱自己的歌。”

余珂的构想之一，是建起一支真正意义上的高原学生合唱团，让他们唱属于自己的歌。赵老师曾经为学生们写过一首校歌，那是民中史上第一首校歌，但大多时候，他们唱的还是现有的，别人的歌。“我在保利大剧院听学生们唱过，她们的音色和音准都很好，如果可以在保持原生态的基础上融入合唱艺术，那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合唱团了。而且我希望，我们可以写自己的歌，唱自己的歌，属于这些孩子的原创的东西太少了。”

年，余珂在苏民学校进行过一次尝试，他制作了嘉定区首张校园专辑。“当时先发动学生自己创作歌词，内容没有什么限制，宗旨在于表达校园生活的美好情感。没想到当时报名的人特别多，我从中挑选了8首，然后自己谱曲、编曲，制作。”这张专辑，直到现在还在被频繁播放。“如果我在离开民中前，也可以制作一张专辑，把它送给学校的师生，那也算留下一点自己的印迹。”

要达成这一目标，仅有一支合唱团是不够的。因此余珂的第二个设想，是成立一支萨克斯乐团，这支乐团将是首支高原上的学生萨克斯重奏乐团。他发现，民中的乐器种类虽然五花八门，但很零散。“一把黑管一把圆号什么的，虽然看起来种类挺多，但对学生学习器乐活动起不了任何作用。在这里，人们祖祖辈辈都会演奏乐器，但他们缺乏管乐器的知识和演奏技能。”

余珂和学生们聊天，发现最受他们喜欢的两样乐器分别是吉他和萨克斯。他在上海有过组建萨克斯乐团的经验，但问题在于萨克斯毕竟是一件需要靠气息吹奏的乐器，在这样的海拔之上，有没有可能实现？赵老师的话让他放了心，“他说高原上的孩子天生体质好，肺活量大。我观察了几天，发现他们进行踢足球、打篮球这些剧烈运动完全没问题。”

最后，制作专辑还需要一个录音棚，余珂已经瞄上了学校的演播室。“我说既然从来没人使用，那么就给我用，我负责把它改造成简易的数字录音制作体验室。”他从上海带来了很多设备，“把这些设备放到演播室里，就兼具一个数字化录音棚的功能，可以完成所有编曲、录音以及后期制作的过程，这些都不难操作。我在上海试过，学生都非常喜欢。”

此外，他在果洛州这半年的另一项任务，是以久治县当地的活动中心为平台，组织全县音乐教师或有志做音乐教师的人进行培训。

“这就是赵老师说的可持续性发展的师资力量，因为支教总有一个期限，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列了一个三年培训计划，三年内分批把当地的老师带到上海，集中进行业务技能全方位培训；同时，我们还会带一些专家到久治县，进行现场指导。”

从下周一起，余珂将正式上任，成为民中7年级8个班学生的音乐老师。而他所提及的这些设想，将全部利用课余时间实现。

但有一个设想，他没写进自己的计划里。“音乐课总有结束的那一天，但是希望通过接触音乐让他们的价值观发生改变，健康的价值观一旦形成，就会影响他们的一生。”他想看到的是，通过赵老师和自己潜移默化的影响，能够鼓励那些热爱音乐的孩子们敢于梦想，敢于相信音乐真的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如果他们中有人想走出大山，那么我就会尽可能帮他们走出来。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哪怕帮到一、两个学生，使得他们可以在上海或者其他地方继续对于音乐的追求，这就是值得的。”

再过几天，等久治县迎来第一场雪的时候，余珂说，他到时候就要试着写首歌。

“对于学音乐的人而言，写歌就像写日记，记录当下的所思所想。我写歌的时候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我这一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活着，是否有意义？”很长时间以来他在反复确认一点，现在终于确定了。“不要看你获得了多少，而是看看你付出了多少，又让别人获得了多少。”

他想起年的夏天，自己在选择专业时仿佛被闪电劈到的那个时刻。那是他第一次发现浪漫的真谛的时刻。此后这些年他所做的，便是在一个浪漫已然远去的时代里，不断重塑浪漫。